生平與交遊

唐元既出詩書之家，自幼受程朱理學薰陶。少時與洪焱祖、俞魏卿為筆硯交，里人並稱「新安三俊」。三人「徜徉山水間，洗濯磨淬，婆娑嬉遊，未始不孳孳以蒞學為務。戲謔褻狎，不一出諸口。」蒙元滅宋後，科舉廢止達三十餘年，江南文人多成游士。三人在幹謁名公碩儒之餘，恆心嗜學，聞名鄉里。時徽州路總管孟淳初見唐元，十分器重，贈詩曰：「新安三俊子其一，氣貌清腴文字工」。因為早年「不識治生理」，唐元「屢阨衣食」。三十六歲，以所作詩五十四篇投謁被譽為「江西詩派殿軍」的方回，方回欣然命其集為《藝圃小集》，並在序文中稱讚其詩「所以可人意者，格高也……近人之學許渾、姚合者，長孺掃之如秕糠，而以陶、杜、黃、陳為師者也」。此後，唐元「夢寐間不敢忘先生之訓」，「奮迅劘切以詩自鳴」。延佑二年（1315），元廷恢復科舉。消息傳到徽州，四十六歲的唐元一度「螢窗雪案」，學習應試文章，卻四試有司不利，于是憤棄舉子業。元廷科舉規模不大，對漢人、南人又存有歧視，這使得當時大量文人轉而從事吏事。當時，雖有數舉不第而恩授教授、學正和山長之例，但對漢人、南人也存在年齡上的限制。唐元最初訓導鄉校，生活較為清苦。五十八歲時，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學學錄之職，在職興文教，交遊東南名士。六十五歲，遷建德路分水縣儒學教諭。六十八歲，任集慶路南軒書院山長，聲名已盛于金陵。尋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，退居歙縣烏聊山下，「益以文章自任」，名重東南，被譽為「東南學者師」。「每侯伯下車，必先請見。四方大夫士子過其境者，必詢其起居，即其廬而禮焉。」 上門求文者也是絡繹不絕，填塞阡陌。

唐元自謂「晚始知學，而聖言浩若煙海，常懼精力就衰，卒未有成」，「恨平生未見之書尚多，吾豈甘衰老而自棄哉？」因此，他好學老而不倦，晚年「鬚眉紛白，神採粹溫。老于其鄉，一人而已」。至正九年以病卒，得年八十有一。臨終囑薄葬，又作「視死如歸，無憂無辱。海水還源，本來面目」十六字詩，端坐而逝。其自作像讚曰：「生不忮物，晚而劬書。庶幾謹畏，遺體無污」，可以說是對其一生的寫照。

唐元平生交遊廣泛。僅《筠軒集》詩文所及者，即有：方回、虞集、曹涇、龔璛、張起岩、王士熙、吳師道、楊剛中、貢師泰、李桓、杜本、鄭元佑、汪巽元、陳櫟、湯炳龍、楊敬惪、洪焱祖、俞魏卿、鄭奕夫、鄭玉、程文、危素、畢祈鳳、牟應複、馬昂夫（薛昂夫）、郭麟孫、夏溥、劉致、盛則軒、程益、陳方、艾庭暉、俞肇、鮮于去矜、蔣師文、江光啟、黃志齋、朱克用、朱文選、趙孟威、夏希賢、夏泰亨、徐舫、胡初翁、孟淳、盧摯、于泰來、孫國瑞、莊蒙、呂廣文、汪逢辰、尤拔、吳彬、汪德玉、程國寶、鮑元康、汪幼鳳、周彥明、鮑椿、許洪壽、程植、孫岩等。這些人大多是當時身處東南一帶的名士，以及諸路儒學教官或書院山長。唐元的交遊情況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幹謁交際和從事教業上的真實狀況，對考証相關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價值。

唐元生平所著，計有《敬堂雜著》、《思樂雜著》、《吳門雜著》、《分陽雜著》、《金陵雜著》和《老學藂稿》凡「三千餘篇」，以及理學著作《易傳義大意》十卷、《見聞錄》二十帙，可謂著作等身。今僅存《筠軒集》詩文十三卷，有《唐氏三先生集》本和清《四庫全書》本。從版本上看，前者即後者的底本。《唐氏三先生集》的序跋和附錄中，保留了大量有關唐氏三先生的文獻，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學的重要材料。

理學

元代是新安理學迅速發展的時期。當時徽州士人視程朱之學為家邦之學，又都重視家學淵源，因此幾乎無人不浸染理學。唐元幼承過庭之訓，私淑朱熹，尤精于《易》。他認為，「《易》至朱程無餘蘊矣」，但是「二家多不及象」；「儒先於一爻二爻間有總論」，然而「六爻每無總論」。因此，悉數考証陳備，凡「互有不同，則疏于卦末」，成《易傳義大意》十卷3。此書今已不見傳本，清朱彞尊《經義考》卷四十四即將其列為佚書。

唐元平生喜竹，謂其「霜凌雪厲，獨正不懼，即吾志操之堅貞也」。他在《董氏存誠堂記》中以「乾之九二」論誠心之道，在《徽州路重建譙樓記》中以山水卦形記建樓始終；在《山林讀書所記》中以「物得其所」引出「一心在理」、「持敬」修誠之論，在《一齋記》中由「天一」之數推及人倫終始、修心敬靜之說；其《歙縣儒學修造記》以「天下惟理最大」開篇，《徐至剛字說》以「義」制剛直收尾……皆持論中正，不一而足。這種「正色坐紫陽」、不為異說的態度，是當時從事教職的教官和山長們所共有的。唐元晚年著《見聞錄》二十餘秩，「理學淵源，名物巨細，事無不考，問無不知」 。雖然此書亦已散佚，但從書名可以看出，唐元當是重視以主觀經驗和客觀名物來闡述理學的，這自然是難能可貴的正途。至于探究「理學淵源」、「事無不考」，從治《易》的角度看，不由令人想起清人王夫之的易學。《四庫總目》稱唐元「于經術頗深，其議論亦不詭于正」。可惜其理學著作今皆亡佚，已難深入探究了。

文章

唐元是以程朱理學出身而治文的。在經歷了科舉的失利後，他轉而攻古文，「紬繹經史百家，沉潛韓柳歐曾，于鶴山愛其博洽，自以為臨邛衣缽」。每每「五更孤枕，潛思密運，不竢筆札，以腹為稿」，于是「文從字順，滔滔汩汩」 。唐元以「臨邛衣缽」自居，道學文章皆以魏了翁為師。魏了翁之文醇正有法，且立意高遠、思想深刻；語言流暢，而紆徐曲折、出乎自然。今觀唐元《筠軒集》中《金陵祭楊待制文》寫得高古整齊，《贄見夢臣張侍御書》則紆徐而典雅，其他序記銘跋也都議論平實而富有文採，尤可謂得鶴山真傳。此外，其《太原王才塑工贊》描摹生動傳神，《四庫總目》謂其「亦可以補史所未備」；而《跋李伯時摹劉商觀弈圖》和《舟喻示兒桂芳》都寫得短小凝練，後者全文不足160字：

唐元白天所乘小舟，因船家貪利多載，以致艙內污濁，旅客叫苦不迭。夜晚所登大船，人少舒適，因而坐臥甚安。這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，唐元卻從中看出了「善用大者不知其為大，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」的事實，並悟出了「務學」應當「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」的道理。《易·序卦》云：「有大而能謙，必豫。」唐元以舟所喻的道理，正是君子的重要品德。文章前半部分敘事，在描述了小舟的狹窄骯髒後，僅用「深房高榻，枕簟悉安」八字便襯託了大船的寬敞愜意。後半部分抓住「大」和「小」的不同表現，點到即止。在說理的方法上，因事生教，寓理于物，完全不是空洞呆板的說教。最後以「且將以自箴」結尾，使得父子處于平等地位，更顯謹慎自然，可以說一篇是難得一見的說理文章。

詩歌

唐元晚年在《藝圃後稿自序》中回憶謁詩方回一事時說：「遂聞古今作者格有高卑之異，知其說當自得之心，然博讀靜思其梯級也……竊謂自得于心者，無法之法；博讀精思者，有法之法。」其《艾幼清汝東樵唱詩跋》又云：「昔人有言，讀書萬卷而不用于詩，畏其義博而辭溢也。夫詩有別材，本于性情，觸物而發。故曰：『言之精者為文，文之精者為詩。』然觀少陵言『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』，益知學詩人腑肺，非得古今灌溉，理義融會，則如貌枯語澀，于善養生人不類。」唐元悟出詩格有高卑、詩情需學問、理義灌溉的道理，遂注重以精思治學入詩文，以品格治心求道理。其《讀子敬龔先生江東小稿》云：「謝韋向上無圭角，濂洛方來以道鳴」、「坡公門下無多客，工部毫端有萬牛」、「五更孤枕六旬客，二句三年雙淚流」，意識到東坡之詩難學，杜甫筆力則更是雄渾，向他們學習詩法，不僅需要博學精思，更需要苦吟精進。他的這種「兼學唐宋」而有所側重的觀點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當時部分文人「宗唐」卻沿襲了中晚唐纖弱之風的弊病。楊剛中以「詩思騰湧,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」來稱讚唐元的詩3，而作詩達到詩思騰湧而又衝澹雄厚的境界，無疑是需要苦寒磨練的。

評價

《四庫總目》：「蓋其始終當元盛時，故所作多和平溫厚之音，極為虞集所推許。又嘗著《易大義》、《見聞録》諸書，于經術頗深，其議論亦不詭于正。」

唐桂芳：「紬繹經史百家，沉潛韓柳歐曾，于鶴山愛其博洽，自以為臨邛衣缽。」

方回：「詩以格高為第一……（唐元詩）所以可人意者，格髙也。何以謂之格高？近人之學許渾、姚合者，長孺掃之如粃糠，而以陶、杜、黃、陳為師者也。」

虞集：「近睹《鄭夫人行實》，佳甚。吾恨不識唐公之為人。」

朱升輓詩：「紫陽山下小柴門，每憶童年拜隱君。喬嶽岩岩瞻壽相，長江浩浩讀雄文。袞衣不獨緣稽古，宦學何時見策勛。千載藤溪風月在,直須驥子表高墳。」

貢師泰：「公文字有法度，諸人不可及。」

夏漙：「唐君之文高古整齊，令人讀之不休。鄰邦何幸，有此手筆！」

楊剛中：「詩思騰湧，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。」

杜本：「公之詩文霶霈敷腴，不事險澀。詩慕陶杜黃陳，文入歐曾而卒于臨卭。」

程敏政「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，有汴宋前輩之風。故元名公張起岩、王士熙、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。詩則含蓄而雋永，不作近代人語。虛谷方公為之序，美其格髙，世以為知言。」

舒頔：「文章學問為時所宗……所謂充然渾然者，當不在漢唐下。詩尤高，豐縟清潤，有台閣風。」

朱文選：「先生之為詩，盤折老硬，無纖巧態。為文和平霶霈，無險澀語。沉浸乎禮義之中，優遊乎古今之際。」

朱同：「詩文滂沛敷腴，不事險澀。」

孟淳：「新安三俊子其一，氣貌清腴文字工。」

王士熙：「乘槎深夜問支機，天女流梭舞鳳飛。回首人間金粟尺，剪燈愁制五銖衣。」

陳浩：「筠軒先生以文章行義為士軌式。」

王達：「予閱筠軒先生長孺唐公詩文，辭理條暢，不假雕鏤，浩瀚滂沛，渾然天成。得臨邛衣缽，有宋季諸儒之氣象。」

翁方綱：「新安為朱子之鄉，故其（唐元）議論緒言頗津逮朱門。在元人著作中頗為近正。」

歙縣民間諺語：「凡入城府，不之東郭見潛夫（洪焱祖），則之南門見長孺（唐元）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