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  | 凡學不考其源流，莫能通古今之變；不別其得失，無以獲從入之途。古來國運有盛衰，經學亦有盛衰；國統有分合，經學亦有分合。歷史具在，可明徵也。經學開闢時代，斷自孔子刪定《六經》為始。孔子以前，不得有經；猶之李耳既出，始著五千之言；釋迦未生，不傳七佛之論也。《易》自伏羲畫卦，文王重卦，止有畫而無辭；亦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止為卜筮之用而已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不得為經，則伏羲、文王之《易》亦不得為經矣。《春秋》，魯史舊名，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；亦如晉《乘》、楚《檮杌》止為記事之書而已。晉《乘》、楚《檮杌》不得為經，則魯之《春秋》亦不得為經矣。古《詩》三千篇，《書》三千二百四十篇，雖卷帙繁多，而未經刪定，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。《周禮》出山巖屋壁，漢人以為瀆亂不驗，又以為六國時人作，未必真出周公。《儀禮》十七篇，雖周公之遺，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，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，皆未可知。觀「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，《士喪禮》於是乎書」，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；猶之刪《詩》為三百篇，刪《書》為百篇，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。《易》自孔子作《卦爻辭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，闡發羲、文之旨，而後《易》不僅為占筮之用。《春秋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，為後王立法，而後《春秋》不僅為記事之書。此二經為孔子所作，義尤顯著。漢初舊說，分明不誤；東漢以後，始疑所不當疑。疑《易》有「蓋取諸益」、「蓋取諸噬嗑」，謂重卦當在神農前。疑《易》有「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」，謂《卦爻辭》為文王作。疑《爻辭》有「箕子之明夷」、「王用亨於岐山」，謂非文王所作，而當分屬周公。於是《周易》一經不得為孔子作；孔《疏》乃謂文王、周公所作為經，孔子所作為傳矣。疑《左氏傳》韓宣適魯，見《易象》與魯《春秋》，有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」之言，謂周公作《春秋》。於是《春秋》一經不得為孔子作；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為舊例，孔子所修為新例矣。或又疑孔子無刪《詩》、《書》之事，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並出周公，則孔子並未作一書；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，孔子非集大成矣。 |
| 4 | 讀孔子所作之經，當知孔子作《六經》之旨。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，晚年知道不行，退而刪定《六經》，以教萬世。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。後之為人君者，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國；所謂「循之則治，違之則亂。」後之為士大夫者，亦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身；所謂「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」此萬世之公言，非一人之私論也。孔子之教何在？即在所作《六經》之內。故孔子為萬世師表，《六經》即萬世教科書。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，故謂孔子為漢定道，為漢制作。當時儒者尊信《六經》之學可以治世，孔子之道可為弘亮洪業、贊揚迪哲之用。朝廷議禮、議政，無不引經；公卿大夫士吏，無不通一藝以上。雖漢家制度，王霸雜用，未能盡行孔教；而通經致用，人才已為後世之所莫逮。蓋孔子之以《六經》教萬世者，稍用其學，而效已著明如是矣。自漢以後，暗忽不章。其尊孔子，奉以虛名，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；其崇經學，亦視為故事，不實行其學以治世。特以歷代相承，莫之敢廢而已。由是古義茫昧，聖學榛蕪。孔子所作之《易》，以為止有《十翼》；則孔子於《易》，不過為經作傳，如後世箋注家。陳摶又雜以道家之圖書，乃有伏羲之《易》、文王之《易》加於孔子之上，而《易》義大亂矣。孔子所定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以為並無義例；則孔子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過如昭明之《文選》、姚鉉之《唐文粹》，編輯一過，稍有去取。王柏又作《詩疑》、《書疑》，恣意刪改，使無完膚，而《詩》、《書》大亂矣。孔子所作之《春秋》，以為本周公之凡例；則孔子於《春秋》，不過如《漢書》之本《史記》、《後漢書》之本《三國志》，鈔錄一過，稍有增損。杜《注》、孔《疏》又不信一字褒貶，概以為闕文疑義；王安石乃以《春秋》為斷爛朝報，而《春秋》幾廢矣。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《六經》教萬世之旨，不信漢人之說，橫生臆見，詆毀先儒。始於疑經，漸至非聖。或尊周公以壓孔子，或尊伏羲、文王以壓孔子，孔子手定之經，非特不用以教世，且不以經為孔子手定，而屬之他人。經學不明，孔教不尊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故必以經為孔子作，始可以言經學；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，始可以言經學。 |
| 5 | 孔子以前，未有經名，而已有經說，具見於《左氏內外傳》。《內傳》所載元亨利貞之解，黃裳元吉之辨，夏后之九功九歌，文武之九德七德，《虞書》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，以及《外傳》之叔向、單穆公、閔馬父、左史倚相、觀射父、白公子張諸人，或釋《詩》，或徵禮，非但比漢儒故訓為古，且出孔子刪訂以前。惟是《左氏》浮夸，未必所言盡信。穆姜明隨卦之義，何與《文言》盡符；季札在正樂之前，豈能雅頌得所。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見《左氏昭》十二年。《周禮》外史掌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之書；鄭《注》「楚靈王所謂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。」據此，則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乃《書》之類。偽孔安國《尚書傳序》曰：「伏羲、神農、黃帝之書，謂之《三墳》；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之書，謂之《五典》；八卦之說謂之《八索》；九州之志，謂之《九邱》。」其解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，本於鄭《注》；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，本於馬融。據其說，則《八索》乃《易》之類。皆無明據，可不深究。今所傳惟《帝典》；而宋人偽作《三墳書》。若夫伏羲十言，義著消息；神農並耕，說傳古初。黃帝、顓頊之道，具在丹書；少皞紀官之名，創於白帝。洪荒已遠，文獻無徵；有裨博聞，無關閎旨。 |
| 6 | 《王制》「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以造士。春、秋教以禮、樂，冬、夏教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」《文獻通考》應氏曰：「樂正崇四術以訓士，則先王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其設教固已久。《易》雖用於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；《春秋》雖公其記載，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。故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。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。蓋自夫子刪定贊修筆削之餘，而後傳習滋廣，經術流行。」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。文王重六十四卦，見《史記 周本紀》，而不云作《卦辭》；《魯周公世家》亦無作《爻辭》事。蓋無文辭，故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《卦爻辭》，則如後世御纂、欽定之書，必頒學官以教士矣。觀樂正之不以《易》教，知文王、周公無作《卦爻辭》之事。《春秋》，國史相傳，據事直書，有文無義，故亦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，如朱子《綱目》有《發明》、《書法》，亦可以教士矣。觀樂正之不以《春秋》教，知周公無作《春秋》凡例之事。《論衡須頌篇》曰：「問說《書》者『欽明文思』以下，誰所言也？曰：篇家也。篇家誰也？孔子也。」匡衡上疏曰：「孔子論《詩》，以《關雎》為首。」張超《誚青衣賦》曰：「周漸將衰，康王晏起。畢公喟然，深思古道。感彼關雎，德不雙侶。孔氏大之，列冠篇首。」是漢人以為《詩》、《書》皆孔子所定，而《易》與《春秋》更無論矣。 |
| 7 |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。《禮記經解》「孔子曰：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：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；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教也；廣博易良，《樂》教也；潔靜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儉莊敬，《禮》教也；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」始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為《六經》。然篇名《經解》，而孔子口中無經字。《莊子 天運篇》「孔子謂老聃曰：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。」孔子始明言經。或當刪定《六經》之時，以其道可常行，正名為經。又《莊子 天道篇》「孔子西藏書於周室，……往見老聃，而老聃不許，於是翻十二經以說。」《經典釋文》「說者云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又加《六緯》，合為十二經也。一說云：《易》上、下經並《十翼》，為十二。又一云：《春秋》十二公經也。」三說不同，皆可為孔子時正名為經之證。經名正，而惟皇建極，群下莫不承流；如日中天，眾星無非拱向矣。龔自珍曰：「仲尼未生，先有《六經》；仲尼既生，自明不作；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！」如龔氏言，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《春秋》。是猶惑於劉歆、杜預之說，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之義也。 |
| 8 | 《六經》之外，有《孝經》，亦稱經。《孝經緯鉤命訣》「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。」又曰：「《春秋》屬商，《孝經》屬參。」是孔子已名其書為《孝經》。其所以稱經者，《漢書藝文志》曰：「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，民之行也。舉大者言，故曰《孝經》。」鄭注《孝經序》曰：「《孝經》者，三才之經緯，五行之綱紀。孝為百行之首；經者，不易之稱。」鄭注《中庸》「大經大本」曰：「大經謂《六藝》，而指《春秋》也；大本，《孝經》也。」漢人推尊孔子，多以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並稱。《史晨奉祀孔子廟碑》云：「乃作《春秋》，復演《孝經》。」《百石卒史碑》云：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經》。」蓋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為孔子所修，而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乃孔子所作也。鄭康成《六藝論》云：「孔子以《六藝》題目不同，指意殊別，恐道離散，後世莫知根源，故作《孝經》以總會之。」據鄭說，是《孝經》視諸經為最要，故稱經亦最先。魏文侯已有《孝經傳》，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為先，與子夏《易傳》同時矣。二書，《藝文志》皆不載。 |
| 9 | 刪定《六經》之旨，見於《史記》。《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、樂廢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缺。追述三代之禮，序《書》傳，上紀唐、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曰：『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足，則吾能征之矣。』觀殷、夏所損益，曰：『後雖百世可知也；以一文一質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』故《書》傳、《禮》記自孔氏。孔子語魯太師：『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；縱之，純如，皦如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』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』古者《詩》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。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厲之缺，始於衽席。故曰：『《關雎》之亂，以為《風》始；《鹿鳴》為《小雅》始；《文王》為《大雅》始；《清廟》為《頌》始。』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雅頌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，成六藝。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絕，曰；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弟子，蓋三千焉；身通六藝者，七十有二人。」據此，則孔子刪定《六經》，《書》與《禮》相通，《詩》與《樂》相通，而《禮》、《樂》又相通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弟子三千，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；則孔門設教，猶樂正四術之遺，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。 |
| 10 | 《史記》以《春秋》別出於後，云：「子曰：『弗乎！弗乎！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！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！』乃因史記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。據魯，親周，故殷；運之三代，約其文辭而指博。故吳、楚之君自稱王，而《春秋》貶之曰子；踐土之會，實召周天子，而《春秋》諱之曰『天王狩於河陽』。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。後有王者，舉而開之，《春秋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孔子在位，聽訟、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，至於為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『後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』」案《史記》以《春秋》別出於後，而解說獨詳，蓋推重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比刪訂諸經為尤大，與孟子稱孔子作《春秋》比禹抑洪水、周公兼夷狄相似。其說《春秋》大義，亦與《孟子》、《公羊》相合，知有據魯、親周、故殷之義，則知《公羊》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。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，則知《左氏》家經承舊史、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。知有後世知丘罪丘之言，則知後世以史視《春秋》，謂褒善貶惡而已者，尤大謬矣。 |
| 12 | 經名昉自孔子，經學傳於孔門。《韓非子顯學篇》云：「孔子之後，儒分為人，有子張氏、子思氏、顏氏、孟氏、漆雕氏、仲良氏、公孫氏、樂正氏之儒。」陶潛《聖賢群輔錄》云：「顏氏傳《詩》，為諷諫之儒；孟氏傳《書》，為疏通致遠之儒；漆雕氏傳《禮》，為恭儉莊敬之儒；仲良氏傳《樂》，為移風易俗之儒；樂正氏傳《春秋》，為屬辭比事之儒；公孫氏傳《易》，為潔靜精微之儒。」諸儒皆不傳，無從攷其家法；可攷者，惟卜氏子夏。洪邁《容齋隨筆》云：「孔子弟子，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。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，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。於《易》則有《傳》。於《詩》則有《序》。而《毛詩》之學，一云：子夏授高行子，四傳而至小毛公；一云：子夏傳曾申，五傳而至大毛公。於《禮》則有《儀禮喪服》一篇，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。於《春秋》所云不能贊一辭，蓋亦嘗從事於斯矣。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。榖梁赤者，《風俗通》亦云子夏門人。於《論語》，則鄭康成以為仲弓、子夏等所撰定也。後漢徐防上疏曰：『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定自孔子；發明章句，始於子夏。』斯其證云。」朱彞尊《經義考》云：「孔門自子夏兼通《六藝》而外，若子木之受《易》，子開之習《書》，子輿之述《孝經》，子貢之問《樂》，有若、仲弓、閔子騫、言游之撰《論語》；而傳《士喪禮》者，實孺悲之功也。」 |
| 13 | 《韓非子》言八儒有顏氏；孔門弟子，顏氏有八，未必即是子淵。八儒有子思氏；《子思》二十三篇列《漢志》儒家，今亡。沈約謂《禮記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皆取《子思子》。然則《坊記》、《表記》、《緇衣》之「子言之」、「子曰」，或即子思子之言，故中有引《論語》一條。後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；解此，可無疑矣。諸篇引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可取證古義。劉瓛以《緇衣》為公孫尼子所作，沈約以《樂記》取《公孫尼子》，或即八儒之公孫氏歟？《曾子》十八篇，《漢志》列儒家，今存十篇於《大戴禮記》中：《曾子立事》弟一，《曾子本孝》弟二；《曾子立孝》弟三，《曾子大孝》弟四，《曾子事父母》弟五，《曾子 制言上》弟六，《曾子制言中》弟七，《曾子 制言下》弟八，《曾子 疾病》弟九，《曾子 天員》弟十。中引經義，皆極純正；《天員篇》尤足見大賢之學無不通云。「單居離問於曾子曰：『天員而地方者，誠有之乎？』曾子曰：『天之所生上首，地之所生下首；上首之謂員，下首之謂方。如誠天員而地方，則是四角之不掩也。』」據曾子說，謂員謂方，謂其道，非謂其形。方員同積，員者不能掩方之四角。今地為天所掩，明地在天中。天體渾員，地體亦員，與地球之說合。《周髀算經》、《黃帝內經》皆言地員，非發自西人也。 |
| 18 | 孔子所定謂之經；弟子所釋謂之傳，或謂之記；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。惟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，得稱為經。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，禪師所說為律論也。《易》之《系辭》，《禮》之《喪服》，附經最早；而《史記》稱《系辭》為傳，以《系辭》乃弟子作，義主釋經，不使與正經相混也；《喪服傳》，子夏作，義主釋禮，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。《論語》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，出於弟子撰定，故亦但名為傳；漢人引《論語》多稱傳。《孝經》雖名為經，而漢人引之亦稱傳，以不在六藝之中也。漢人以《樂經》亡，但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五經博士，後增《論語》為六，又增《孝經》為七。唐分三《禮》、三《傳》，合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為九。宋又增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為十三經。皆不知經傳當分別，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。 |
| 20 | 《史記 儒林傳》曰：「今上即位，趙綰、王臧之屬明儒學，而上亦鄉之。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。自是之後，言《詩》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言《尚書》，自濟南伏生。言《禮》，自魯高堂生。言《易》，自菑川田生。言《春秋》，於齊、魯自胡毋生，於趙自董仲舒。」申公傳曰：「申公者，魯人也。……獨以《詩經》為訓以教。無傳疑；疑者則闕不傳。……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，……至於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數。言《詩》雖殊，多本於申公。」轅固生傳曰：「轅固生者，齊人也。以治《詩》，孝景時為博士。……齊言《詩》，皆本轅固生也。諸齊人以《詩》顯貴，皆固之弟子。」韓嬰傳曰：「韓生者，燕人生。孝文帝時，為博士。……推《詩》之意，而為《內外傳》數萬言。其語頗與齊、魯間殊，其歸一也。……燕、趙間言《詩》者由韓生。」傳言《詩》，止有魯、齊、韓三家，而無《毛詩》。伏生傳曰：「伏生者，濟南人也。故為秦博士。孝文帝時，欲求能治《尚書》者，天下無有，乃聞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時，伏生年九十餘，老，不能行，於是乃詔太常，使掌故朝錯往受之。秦時焚書，伏生壁藏之；其後兵大起，流亡。漢定，伏生求其書，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於齊、魯之間。學者由是頗能言《尚書》。諸山東大師無不涉《尚書》以教矣。……孔氏有《古文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，《逸書》得十餘篇，蓋《尚書》滋多於是矣。」傳言《尚書》，止有伏生；雖乃孔氏古文，而不云安國作傳。高堂生傳曰：「諸學者多言《禮》，而魯高堂生最。本《禮》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；及至秦焚書，書散亡益多。於今獨有《士禮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」傳言《禮》，止有《儀禮》，而無周官。田何傳曰：「自魯商瞿受《易》孔子，……傳……六世至齊人田何，字子莊，而漢興。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，子仲傳菑川人楊何。……言《易》者本於楊何之家。」傳言《易》，止有楊何，而無費氏古文。董仲舒傳曰：「董仲舒，廣川人也。以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時為博士。……漢興，至於五世之間，唯董仲舒名為明於《春秋》；其傳，公羊氏也。」胡毋生傳曰：「胡毋生，齊人也。孝景時，為博士。……齊之為《春秋》者，多受胡毋生。公孫弘亦頗受焉。瑕丘江生為《榖梁春秋》。自公孫弘得用，嘗集比其義，卒用董仲舒。」傳言《春秋》，唯《公羊董》、胡二家；略及《榖梁》，而不言左氏。史遷當時蓋未有《毛詩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左氏》諸古文家也。經學至漢武始昌明，而漢武時之經學為最純正。 |
| 25 | 劉歆《移博士書》又曰：「魯共王得古文，《逸禮》有三十九篇，《書》十六篇，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舊書。」而詆博士「抑此三學，以《尚書》為備，謂《左氏》為不傳《春秋》。」案此乃前漢經師不信古文之明證也。以《尚書》為備，即王充《論衡》云：「或說《尚書》二十九篇者，法曰斗與七宿。四七二十八篇，其一曰斗矣。故二十九是也。」《尚書》百篇，其序略見《史記》；伏生傳篇止二十九，漢人以為即此已足，故有配斗與二十八宿之說。若《逸書》十六篇，其目見於馬、鄭所傳，絕無師說。馬、鄭本出杜林，未知即劉歆所云孔壁古文否。偽孔篇目，與馬、、鄭又不符，其偽更不待辨。謂《左氏》為不傳《春秋》，即范升云：「《左氏》不祖孔子，而出於丘明，師徒相傳又無其人」是也。《史記》稱《左氏春秋》，不稱《春秋左氏傳》，蓋如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之類，別為一書，不依傍聖經。《漢書》劉歆傳曰：「初《左氏傳》多古字古言，學者傳訓故而已，及歆治《左氏》，引傳文以解經，轉相發明，由是章句義理備焉。」據歆傳，劉歆以前，《左氏》傳文本不解經，故博士以為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。近人劉逢祿以為《左氏》凡例書法皆劉歆竄入者，由《史》、《漢》之說推之也。《漢書藝文志》曰：「魯共王得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皆古字也。」據此，則共王得孔壁古文，不止《逸禮》、《尚書》，并有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《尚書古文經》四十六卷，《論語》古二十一篇，《孝經》古孔氏一篇，皆明見《藝文志》。《志》於《禮》但云：《禮古經》五十六卷，《經》七十篇，《記》百三十一篇，無《禮記》；而今之《禮記》亦無今古文之分。《志》云《禮記》，即《禮古經》與《記》。《儀禮》有今古文之別；鄭注云：「古文作某，今文作某」是也。鄭以《古論語》校《魯論》，見《經典釋文》，云：「魯讀某為某，今從古。」《孝經》古孔氏，許慎嘗遣子沖上《說文》，並上其古文說。桓譚《新論》以為今異者四百餘字。其書亡不可攷。隋劉炫偽作《古文孝經》，唐、宋人多惑之。淺人但見古文二字，即為所震，不敢置議，不知前漢經師並不信古文也。 |
| 26 |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。今古文所以分，其先由於文字之異。今文者，今所謂隸書，世所傳熹平《石經》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。古文者，今所謂籀書，世所傳岐陽石鼓及《說文》所載古文是也。隸書，漢世通行，故當時謂之今文；猶今人之於楷書，人人盡識者也。籀書，漢世已不通行，故當時謂之古文；猶今人之於篆、隸，不能人人盡識者也。凡文字必人人盡識，方可以教初學。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，皆用古文；然則，孔氏與伏生所藏書，亦必是古文。漢初發藏以授生徒，必改為通行之今文，乃便學者誦習。故漢立博士十四，皆今文家。而當古文未興之前，未嘗別立今文之名。《史記儒林傳》云：「孔氏有《古文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」乃就《尚書》之古今文字而言。而魯、齊、韓《詩》，《公羊春秋》，《史記》不云今文家也。至劉歆始增置《古文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既立學官，必創說解。後漢衛宏、賈逵、馬融又遞為增補，以行於世，遂與今文分道揚鑣。許慎《五經異義》有《古尚書說》、《今尚書》夏侯歐陽說，《古毛詩》說、《今詩》韓魯說，《古周禮》說、《今禮》戴說，《古春秋》左氏說、《今春秋》公羊說，《古孝經》說、《今孝經》說，皆分別言之，非惟文字不同，而說解亦異矣。 |
| 28 | 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、極純正時代，間及經學，皆可信據。云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」，則以《序卦》、《雜卦》為孔子作者非矣。云「文王囚於里，重八卦為六十四卦」，則以為伏羲重卦，又以為神農，以為夏禹者，皆非矣。云「伏生獨得二十九篇」，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。其引《書》義，以大麓為山麓，旋機玉衡為北斗，文祖為堯太祖，丹朱為允子朱，二十二人中有彭祖，「夔曰」八字實為衍文，《般庚》作於小辛之時，《微子》非告比干、箕子，《君奭》為居攝時作，《金縢》在周公薨後，《文侯之命》乃命晉重，魯公《費誓》初代守國。凡此故實，具有明徵，則後人臆解《尚書》，變亂事實者，皆非矣。云「《詩》三百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合《韶》、《武》雅頌之音」，則朱子以為淫人自言，王柏以為雜有鄭、衛者，非矣。既云「《關雎》為《風》始，《鹿鳴》為《小雅》始」；而又云「周道缺，詩人本之衽席，《關雎》作；仁義陵遲，《鹿鳴》刺焉。」本《魯詩》，以《關雎》、《鹿鳴》為陳古刺今，則毛、鄭以下皆以《關雎》屬文王，又以為后妃求淑女，非矣。云「正考父善宋襄公，作《商頌》」，則毛、鄭以為正考父得《商頌》於周太師，非矣。云「《春秋》筆削，子夏不能贊一辭」，則杜預以為「周公之志，仲尼從而明之」者，非矣。云「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」，於後別出魯君子左丘明云云，則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，亦未嘗口受傳指，荀崧以為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丘明造膝親受者，非矣。荀悅《申鑒》曰：「仲尼作經，本一而已；古今文不同，而皆自謂真本經。古今先師，義一而已；異家別說，而皆自謂真本說。」案今古文皆述聖經，尊孔教，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；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，則有不可訓者。《左氏》昭二年傳：「韓宣子來聘，見《易象》與魯《春秋》，曰：『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』」夫魯《春秋》即孟子與《乘》、《檮杌》並稱者，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。既無其義，不必深究；而杜預據此孤證，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，書、不書、先書、故書、不言、不稱、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。如此，則周公之例多，孔子之例少；周公之功大，孔子之功小。奪尼山之筆削，上獻先君；飾冢宰之文章，下誣後聖。故唐時以周公為先聖，孔子為先師；孔子止配享周公，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。劉知幾《史通惑經》、《申左》極詆《春秋》之略，不如《左氏》之詳。非聖無法，並由此等謬說啟之。孔疏云：「先儒之說《春秋》者多矣，皆以丘明作傳，說仲尼之經，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。」據此，則杜預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。陸淳曰：「按其傳例云：弒君稱君，君無道也。……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？」駮難極明，杜之謬說不待辨矣。若《易》象則伏羲畫卦，文王重卦，孔子系辭，故曰「《易》歷三聖。」而鄭眾、賈逵、馬融等皆以為周公作《爻辭》，或亦據韓宣子之說，與《易》歷三聖不合矣。劉歆以《周官》為周公致太平之迹；《周禮》一書遂巍然為古文大宗，與今文抗衡；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，且駕孔子而上之矣。太史公曰：「言六藝者，折衷於孔子。」徐防曰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定自孔子。」六經皆孔子手訂，無有言周公者。作《春秋》尤孔子特筆，自孟子及兩漢諸儒，皆無異辭。孟子以孔子作《春秋》比禹抑洪水、周公兼夷狄驅猛獸；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，繼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後；足見孔子功繼群聖，全在《春秋》一書。尊孔子者，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，勿惑於後起之歧說。與其信杜預之言，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；不如信孟子之言，尊孔子以繼禹、周公之功也。 |
| 31 | 漢崇經術，實能見之施行。武帝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，孔教已定於一尊矣。然武帝、宣帝皆好刑名，不專重儒。蓋寬饒謂以法律為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盡用經術也。元、成以後，刑名漸廢。上無異教，下無異學。皇帝詔書，群臣奏議，莫不援引經義，以為據依。國有大疑，輒引《春秋》為斷。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，移易風化，號為以經術飾吏事。漢治近古，實由於此。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。後世取士偏重文辭，不明經義；為官專守律例，不引儒書。既不用經學，而徒存其名；且疑經學為無用，而欲並去其實。觀兩漢之已事，可以發思古之幽情。孔子道在《六經》，本以垂教萬世；惟漢專崇經術，猶能實行孔教。雖《春秋》太平之義，《禮運》大同之象，尚有未逮；而三代後政教之盛，風化之美，無有如兩漢者。降至唐、宋，皆不能及。尊經之效，已有明徵。若能舉太平之義、大同之象而實行之，不益見玄聖綴學立制真神明之式哉？此顧炎武所云「光武、明、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，而惜其未純乎道」也。 |
| 32 | 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。《伏傳》五行，《齊詩》五際，《公羊春秋》多言災異，皆齊學也。《易》有象數占驗，《禮》有明堂陰陽，不盡齊學，而其旨略同。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，無所畏憚，借天象以示儆，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。此《春秋》以元統天、以天統君之義，亦《易》神道設教之旨。漢儒藉此以匡正其主。其時人主方崇經術，重儒臣，故遇日食地震，必下詔罪己，或責免三公。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尚有君臣交儆遺意。此亦漢時實行孔教之一証。後世不明此義，謂漢儒不應言災異，引讖緯，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。近西法入中國，日食、星變皆可豫測，信之者以為不應附會災祥。然則，孔子《春秋》所書日食、星變，豈無意乎？言非一端，義各有當，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。 |
| 36 | 王充《論衡》曰：「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；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；董仲舒表《春秋》之義，稽合於律，無乖異者。然則，《春秋》，漢之經。孔子制作，垂遺於漢。」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遺於漢，此用《公羊春秋》說也。《韓敕碑》云：「孔子近聖，為漢定道。」《史晨碑》云：「西狩獲麟，為漢制作。」歐陽修以漢儒為狹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豈區區為漢而已哉！不知聖經本為後世立法，雖不專為漢，而繼周者漢，去秦閏位不計，則以聖經為漢制作，固無不可。且在漢當言漢；推崇當代，即以推崇先聖。如歐陽修生於宋，宋尊孔子之教，讀孔子之經，即謂聖經為宋制法，亦無不可。今人生於大清，大清尊孔子之教，讀孔子之經，即謂聖經為清制法，亦無不可。歐公之言何拘閡之甚乎！漢經學所以盛，正以聖經為漢制作，故得人主尊崇。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，實聖經通行萬世之公理。或疑獲麟制作，出自讖緯家言；赤鳥端門，事近荒唐，詞亦鄙俚；《公羊傳》並無明說，何休不應載入《解詁》。然觀《左氏傳》「其處者為劉氏」，孔疏云：「插注此辭，將以媚世。明帝時，賈逵上疏云：『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，而《左氏》獨有明文。』竊謂前世藉此欲求道通，故後引之以為說耳。」據疏，是後漢尚讖記；不引讖記，人不尊經。而《左氏》家增竄傳文，《公羊》家但存其說於注，則《公羊》家引讖之罪視《左氏》家當未減矣。 |
| 47 | 鄭學出而漢學衰，王肅出而鄭學亦衰。肅善賈、馬之學，而不好鄭氏。賈逵、馬融皆古文學，乃鄭學所自出。肅善賈、馬而不好鄭，殆以賈、馬專主古文，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？案王肅之學，亦兼通今古文。肅父朗師楊賜，楊氏世傳歐陽《尚書》；洪亮吉《傳經表》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，是肅嘗習今文；而又治賈、馬古文學。故其駁鄭，或以今文說駮鄭之古文，或以古文說駮鄭之今文。不知漢學重在顓門，鄭君雜糅今古，近人議其敗壞家法，肅欲攻鄭，正宜分別家法，各還其舊，而辨鄭之非，則漢學復明，鄭學自廢矣。乃肅不惟不知分別，反效鄭君而尤甚焉。偽造孔安國《尚書傳》、《論語孝經注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，共五書，以互相證明；讬於孔子及孔氏子孫，使其徒孔衍為之證。不思《史》、《漢》皆云安國早卒，不云有所撰述；偽作三書，已與《史》、《漢》不合矣。而《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二書，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，盡讬於孔子之言，以為定論。不思漢儒議禮聚訟，正以去聖久遠，無可據依。故石渠、虎觀，天子稱制臨決。若有孔子明文可據，群言淆亂折諸聖，尚安用此紛紛為哉！肅作《聖證論》，以譏短鄭君；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；《家語》一書，是其根據。其注《家語》，如五帝、七廟、郊丘之類，皆牽引攻鄭之語，適自發其作偽之覆。當時鄭學之徒皆云「《家語》，王肅增加。」或云王肅所作。是肅所謂聖證，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。孫志祖《家語疏證》已明著其偽。 |
| 49 | 世傳《十三經》注，除《孝經》為唐明皇御注外，漢人與魏、晉人各居其半。鄭君箋《毛詩》，注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；何休注《公羊傳》；趙岐注《孟子》；凡六經，皆漢人注。孔安國《尚書傳》，王肅偽作；王弼《易注》；何晏《論語集解》；凡三經，皆魏人注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；范寧《榖梁集解》；郭璞《爾雅注》；凡三經，皆晉人注。以注而論，魏、晉似不讓漢人矣；而魏、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：孔《傳》多同王肅，孔《疏》已有此疑；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、惠棟歷詆其失，以為偽作；丁晏《尚書餘論》，攷定其書實出王肅。據《晉書 荀崧傳》，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，已有孔氏，是晉初已立學。永嘉之亂亡失，東晉時梅頤復獻之，非梅頤偽作也。王弼、何晏祖尚玄虛，范寧常論其罪浮於桀、紂。王弼《易注》，空談名理，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；故宋趙師秀云：「輔嗣《易》行無漢學。」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合包、周之《魯論》，孔、馬之《古論》，而雜糅莫辨。所引孔注，亦是偽書；如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」，孔注「鄹，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」，不自稱幾世祖，此大可疑者。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偽作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多據前人說解，而沒其名，後人疑其杜撰。諒暗短喪，倡為邪說。《釋例》於「凡弒君稱君，君無道也」一條，亟揚其波。鄭伯射王中肩之類，曲為出脫。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，謂為司馬氏飾，其注多傷名教，不可為訓。范寧《榖梁集解》，雖存《榖梁》舊說，而不專主一家。序於三傳皆加詆諆，宋人謂其最公。此與宋人門徑合耳；若漢時，三傳各守顓門，未有兼采三傳者也。郭璞《爾雅注》亦沒前人說解之名，餘蕭客謂為攘善無恥。此皆魏、晉人所注經，准以漢人著述體例，大有逕庭，不止商、周之判。蓋一壞於三國之分鼎，再壞於五胡之亂華，雖緒論略傳，而宗風已墜矣。 |
| 52 | 《北史》又云；「漢世鄭氏並為眾經註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說。鄭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；虔，《左氏春秋》；休，《公羊傳》；大行於河北。」案漢儒經注，當時存者，止此三家；河北大行，可謂知所宗尚。而據《北史》，河、洛主服氏《左傳》外，不聞更有何氏《公羊》；且云：「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，多不措意。」《儒林傳》載習《公羊春秋》者，止有梁祚一人；而劉蘭且排毀《公羊》。則此所云《公羊》大行，似非實錄。《公羊傳何氏解詁疏》二十八卷，《唐志》不載；《崇文總目》始著錄稱，不著撰人名氏，或云徐彥；而徐彥亦不知何代人。近人王鳴盛謂即《北史》之徐遵明；以其文氣似六朝人，不似唐人所為。洪頤煊引疏司空掾云「『若今之三府掾。』三府掾，六朝時有之，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；此疏為梁、齊間舊帙無疑。」姚範云：「隋、唐間不聞有三府掾，亦無三府之稱，意者在北齊、蕭梁之間乎？」據此二說，則以為徐遵明，不為無見。惟據《北史》，遵明傳鄭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三禮》，服氏《春秋》，不聞傳何氏《公羊》，其弟子亦無傳《公羊》學者；則謂彥即遵明，尚在疑似之間。《公羊疏》設問答；梁有《公羊傳問》九卷，荀爽問，魏安平太守徐欽答；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，王愆期答；其書在隋並亡，或即徐《疏》所引。王愆期注《公羊》，以為《春秋》制文王指孔子，見《書泰誓疏》引；兩漢人無此說，亦未可據。 |
| 68 | 唐人經學有未可抹殺者，《說郛》令狐澄《大中遺事》云：「大中時，工部尚書陳商立《春秋左傳》學議；以孔子修經，褒貶善惡，類例分明，法家流也；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，惜忠賢之泯滅，恐善惡之失墜，以日系月，修其職官，本非扶助聖言、緣飾經旨，蓋太史氏之流也。舉其《春秋》，則明白而有識；合之《左氏》，則叢雜而無徵。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，當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易》等列；丘明所以為史，當與司馬遷、班固等列。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，參而貫之，故微旨有所不周，宛章有所未一。」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，亦載此說。案自漢後，《公羊》廢擱，《左氏》孤行，人皆以《左氏》為聖經，甚且執杜解為傳義。不但《春秋》一經，汨亂已久；而《左氏》之傳，受誣亦多。孔疏於經傳不合者，不云傳誤，反云經誤。劉知幾《史通》，詆毀聖人，尤多狂悖。皆由不知《春秋》是經，《左氏》是史。經垂教立法，有一字褒貶之文；史據事直書，無特立褒貶之義。體例判然不合，而必欲混合為一。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，故不能據經以正傳，反信傳而疑經矣。陳商在唐時無經學之名，乃能分別夫子是經、丘明是史，謂杜元凱參貫二義非是，可謂千古卓識。謂《左傳》非扶助聖言，即博士云「左氏不傳《春秋》」之意也；非緣飾經旨，即范升云「左氏不祖孔子」之說也。治《春秋》者，誠能推廣陳商之言，分別經是經，《左氏》是史，離之雙美，毋使合之兩傷，則不至誤以史視《春秋》，而《春秋》大義微言可復明於世矣。 |
| 70 | 經學自唐以至宋初，已陵夷衰微矣。然篤守古義，無取新奇；各承師傳，不憑胸臆，猶漢、唐注疏之遺也。宋王旦作試官，題為「當仁不讓於師」，不取賈邊解師為眾之新說，可見宋初篤實之風。乃不久而風氣遂變。《困學紀聞》云：「自漢儒至於慶歷間，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。《七經小傳》出而稍尚新奇矣。至《三經義》行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。」據王應麟說，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，至慶歷始一大變也。《七經小傳》，劉敞作，《三經新義》，王安石作，或謂《新義》多剿敞說。元祐諸公，排斥王學；而伊川《易傳》專明義理，東坡《書傳》橫生議論，雖皆傳世，亦各標新。司馬光《論風俗札子》曰：「新進後生，口傳耳剽，讀《易》未識卦爻，已謂《十翼》非孔子之言；讀《禮》未知篇數，已謂《周官》為戰國之書，讀《詩》未盡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已謂毛、鄭為章句之學；讀《春秋》未知十二公，已謂《三傳》可束之高閣。」陸游曰：「唐及國初，學者不敢議孔安國、鄭康成，況聖人乎！自慶歷後，諸儒發明經旨，非前人所及；然排《繫辭》，毀《周禮》，疑《孟子》，譏《書》之《胤征》、《顧命》，黜《詩》之序，不難於議經，況傳注乎！」案宋儒撥棄傳注，遂不難於議經。排《系辭》謂歐陽修，毀《周禮》謂修與蘇軾、蘇轍，疑《孟子》謂李覯、司馬光，譏《書》謂蘇軾，黜《詩序》謂晁說之。此皆慶歷及慶歷稍後人，可見其時風氣實然，亦不獨咎劉敞、王安石矣。 |
| 71 | 孔子以《易》授商瞿，五傳而至田何，又三傳為施讎、孟喜、梁丘賀，此《易》之正傳也。京房受《易》於焦延壽，讬之孟氏，不相與同，多言卦氣占驗，此《易》之別傳也。鄭注言爻辰，虞注言納甲，不過各明一義，本旨不盡在此。鄭與荀爽皆費氏《易》；惟虞翻言家傳孟氏，而注引《參同契》，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，則間本於道家。王弼亦費氏《易》，而旨近老氏，則亦涉道家矣。然諸儒雖近道家，或用術數，猶未嘗駕其說於孔子之上也。宋道士陳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，作先天後天之圖，讬伏羲、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。三傳得邵子，百其說益昌。邵子精數學，亦《易》之別傳，非必得於《河》、《洛》。程子不信邵子之數，其識甚卓。《易傳》言理，比王弼之近老氏者，為最純正。朱子以程子不言數，乃取《河》、《洛》九圖冠於所作《本義》之首。於是宋、元、明言《易》者，開卷即說先天後天。不知圖是點畫，書是文字；故漢人以《河圖》為八卦、《洛書》為九疇。宋人所傳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皆黑白點子，是止可稱圖，不可稱書。而乾南坤北之位，是乾為君，而北面朝其臣。此皆百喙不能解者。是以先天後天說《易》者，皆無足觀。 |
| 76 | 宋人不信注疏，馴至疑經；疑經不己，遂至改經、刪經、移易經文以就己說，此不可為訓者也。世譏鄭康成好改字；不知鄭《箋》改毛，多本魯、韓之說；尋其依據，猶可徵驗。注《禮記》用盧、馬之本，當如盧植所云「發起紕繆」；注云「某當為某」，亦必確有憑依。《周禮》故書，不同《儀禮》；今古文異，一從一改，即以《齊》、《古》考《魯論》之意。《儀禮》之《喪服傳》，《禮記》之《玉藻》、《樂記》，雖明知為錯簡，但存其說於注，而不易其正文。先儒之說經，如此其慎，豈有擅改經字者乎！唐魏徵作《類禮》，改易《禮記》次序，張說駮之，不行，猶得謹嚴之意。乃至宋而風氣大變。朱子注《論語》，不刪重出之章；「與其進也」三句，不鉤轉其文，但存其說於注。注《詩》「爰其適歸」，云《家語》作奚，而不改為奚；據古本「上帝甚蹈」，云《國語》作神，而不改為神；體例猶未失也。獨於《大學》，移其文，又補其傳；《孝經》分經傳，又刪經文；未免宋人習氣。而移《大學》先有二程子，刪《孝經》云本胡侍郎、汪端明，則未可盡為朱子咎。若王柏作《書疑》，將《尚書》任意增刪；《詩疑》刪《鄭》、《衛》，《風雅頌》亦任意改易；可謂無忌憚矣。《四庫提要》斥之曰：「柏何人斯，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！」經學至斯，可云一阨。他如俞廷椿《復古編》，割裂五官，以補冬官；吳澄《禮記纂言》，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，私竄古籍，使無完膚。宋、元、明人說經之書，若此者多，而實宋人為之俑始。 |
